一位身歷228時代的學者紀實

前一篇文章，我提到了我家中學者長輩也曾經經歷過這一段歷史，我在這裡節錄他在228事件的那段文章，也用以紀念當時受難者，同時也增加一位歷史見證人，要不然被那些統派媒體以及藍營人士一直想要扭曲這段歷史真相，讓現在的人以為228只是一段官逼民反的史實。

在這段文章之前，長輩提到說，當時因為大學時，因為在高等學校時的際遇，而到一家報社打工，這家報社叫做「民報社」，當時的民報，是在台灣光復之後不久成立的，林茂生先生是當時的社長，出資者為吳春霖先生以及彰化的許乃昌先生，而民報社的版頭適用孫中山在廣東革命時代創立報社的版頭，上面也跟原來孫中山所題的「民報 孫文」一樣，也就讓孫中山的民報在台灣復刊（照這樣的字義，當時孫中山的民報應該在廣東已經停刊）。

接下來就是有關228事件的部份：（以下部份括號內註解，都為我個人的意見，與原文無關）

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前，民報已經發展得很好，很受到讀者的歡迎。1946年，民報社遷到中山北路，那個地方在二二八事件之後，不知道怎麼樣地就被國民黨報—中華日報接收了（國民黨侵佔案例又一樁）。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一年，我在報社已經算是相當的資深（我，因為是長輩自傳，所以為第一人稱），我還介紹我的一位同學到那裡打工。同時在報社工作的一位先生是高等學校高我兩屆的學長，他是讀文科的。這位先生後來去到日本，接著又到中國大陸去，本來他是想要到重慶去的，但是還沒有去成戰爭就已經結束（這裡指的是二戰日本投降）。因為當時他還是滿腔的愛國熱血（應該是號召國民黨政府的十萬青年十萬軍），就留在上海的大學當大學生，最後才又回到台灣，回去台大唸書。因為他這樣為了愛國而奔走，當他回到台大時已經晚了兩年，所以在台大的時候，他和我變成同一屆。這位先生當時對我說過的一些話，對我來講，印象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深刻。當時我們台灣的年輕人，都有一股很強烈的愛國心，雖然我們和日本人是朋友，但是對於日本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卻有很大的反彈。所以當時心裡認同中國大陸為祖國的認同感，比現在深的多。他有一天跟我講，中國真的是一個很亂的地方，要記得，在中國要做革命，是很容易丟掉性命的。而中國的將來，需要很多的科學家，你們這些學理科的人，絕對不要輕易的把性命丟在革命事業上，這一些事情留給我們去做就好了。這位先生也是真的很有辦法，在二二八事件發生之後，在白色恐怖時期，竟然能帶著妻子從松山機場逃到大陸去。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前一天，二十七號下午，我在台大做完實驗，要去報社工作，我騎車到圓環那裡，發現圓環那裡很亂。在圓環附近，有車子被掀起，有人被打死，民情激憤。我趕快跑回報社要他們趕快去採訪，隔天民報就以很大的版面報導這件事。第二天一大早，我從報社騎車要到台大上課，從中山北路往南騎，到了行政院（當時是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附近，我看到很多民眾在那邊的廣場集合，我抬頭往上看，看到陽台上有警衛，拿著槍往下瞄。我慢慢地騎到小南門附近，看到很多公賣局的桌椅被拖出來（在當時應該是專賣局），在外面燒著。到了南昌街盡頭，我聽到台北城裡頭開始有槍聲，密密麻麻地從我後面傳過來。那天到台大後，大家什麼事情也沒有做，集合在現在的第一會議室（當時是福利社），後來只好解散回家。所以我只好又騎著腳踏車回家，但是到了北門就過不去了，因為在鐵路局附近，雖然看不到警察，但是他們確實向著北門這邊射擊，我看到兩個人就倒在哪裡。真的是很亂的情形，槍聲一直很密集，後來我慢慢地繞到延平北路去，那時陳儀的士兵到處開槍打人，而民眾很激動，一路上，如果不會講台語或是日語，就會被一般民眾打，我一直沿著延平北路騎到台北橋，一路上看到了兩三個大陸人被打，倒在地上，當時整個情況已經失去控制了。

從那時候到三月初，我還是一直到報社去上班。這期間我也有去過中山堂，大家那時都以為和陳儀談判就可以解決問題，誰也沒有想到陳儀這傢伙，已經偷偷從大陸調軍隊過來，那些軍隊一上岸就開始掃射、開始殺（根據基隆港邊的目擊者，當時軍隊未上岸就已經以機槍掃射岸上的平民百姓）。

他們軍隊開到台北城的那天晚上，我在報社輪值夜班主任，在社裡指揮印刷工人在那裡印刷，有四、五個工人和我們兩、三個編輯部的人，一起工作。當外面一開始有槍聲的時候，我就要大家把燈整個熄掉，我爬到牆上往外看，整條中山北路都是暗的，只有聽到槍聲、看到火花，所以我叫大家晚上全部打地舖，不要在椅子上過夜。大概在三點左右，槍聲才慢慢靜下來，到了六點破曉天亮了以後，才從後門沿著鐵路叫大家散開著走。那時，走路的時候，手必須儘量擺大一點，不要插在口袋裡，讓警察、憲兵知道我們沒有武器。當時因為交通管制，我根本沒辦法回家，只好走到附近一位同學家中去，在他家借住了一個星期，等到開始有人出來賣東西，台北橋也可以通行的時候，我才慢慢的走回家裡。走回家的時候，雖然路上到處都是憲兵，但是倒沒有發生什麼問題，反而是自報社走到同學家的路上，遇到一個騎腳踏車的人，掏出手槍對我開了一槍，還好我的反應很快，躲到騎樓的柱子後方，子彈打到柱子，在我面前反彈，那真的是非常驚險。總而言之，當時社會的情況真的是很亂。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那年，我念大一，因為二二八事件的關係，學校停擺了兩個月，對我們的學業影響很大。至於社會的現象，從光復不久後到二二八事件，再到大陸撤退來台的這段期間，政府一直發不出公務員的薪水，當時會發生二二八事件最大的原因也是在這裡（這代表的是國民黨不只是今天在阻擋國家的發展，在六十年前就是如此了）。那時候，經濟非常的不穩定，在日本人統治的五十年間，即使在世界大戰期間，也沒有發生糧食缺乏的問題，在戰爭的時候，米是配給的，雖然不能讓人吃的很飽，但是至少還有的吃，但是光復以後，竟然發生買不到米的現象，這真的是很嚴重的一件事情。雖然大家都知道，煙草專賣事件是二二八事件直接的導火線，但事實上是因為累積的問題很多，大家心裡都有很多的不滿。光復不久，我家還在瑞芳，有一次我在八堵換車要回家的時候，在一間麵店吃麵，有個人走進來就說：「給我炒一盤陳儀菜！」，我那時候還想不透什麼是陳儀菜，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炒豬肝（豬官，用台語發音）。可見在二二八事件之前，大家對陳儀的作為已經有很多的不滿。還有一次，在我大一剛開始會聽北京話的時候，有一天我要到台大上課，在台北車站附近等公車，我們大家習慣在那裡排隊等車，結果，車子來的時候，有兩位大陸來的人，馬上跑到最前面去，還一邊說：奴性這麼強，還在那裡排隊！因為他們認為排隊是奴性的表現，是被日本人教育成這樣的（後來李登輝當台北市長的時候，不是又發起排隊運動，真的不知道國民黨是否是個守規矩的政黨？難怪說改黨規就改黨規），那時候我聽了真的很生氣，很想去揍他們，不過想想也沒什麼用，也就算了。像這樣從光復以來，一直有很多的社會問題，米買不到，物價又波動的很厲害，可能原本一個月的薪水可以買一百斤的白米，兩個月後只剩五十斤，這樣的社會情況一直持續著，所以把二二八事件當成是一個地方性的仇恨來解釋，是非常不公平的（這位長輩的原文是寫於1998年，當時長輩就已經有所了解二二八事件的問題，結果到今日2007年馬英九還當作是單純的官逼民反。另外當時台灣的糧食大部分都被國民黨搬到大陸去支援國共戰爭，因為中國大陸連年戰爭，農產物資相當的缺乏，國民黨又失去地方民心，所以根本軍隊後勤糧食不足。更不用說台灣的公務人員薪水會發不出來。）因為當我們還沒有進到大學，還在高等學校的時候，聽到陳儀他們要到台灣來，我們都是自動自發地去機場迎接，自己用紙或用布來作國旗，然後帶著自製的國旗去松山機場迎接他們。我們一次又一次地去松山機場等，一直等到第五次陳儀才來。不過那天我感到一件讓我覺得很不對勁的事情，就是我們那天是看不到陳儀本人，他人是坐在車子裡面，車窗雖然開著，但是他的警衛就站在車旁，警衛就拿著槍對著我們這些迎接他的學生，而我們在中學都有接受過軍事教育，都知道那是很不友善的意思，看了真是讓人覺得很不舒服。我們去迎接他，他竟然是這樣的表示！後來我看到一篇美國人寫的文章裡面提到，其實蔣介石只是在開羅會議中接受接收台灣這樣的安排，對於實際的接收工作並沒有做任何的準備，所以接收的很倉促，他們只想趕快接收日本人的武器跟共產黨戰鬥，所以才會從八月十五日日本投降到十月台灣光復這段期間有足足兩個多月都沒有任何國民政府的人到台灣來作接收的動作，這也是我們為什麼跑松山機場這麼多次的原因（經三立的報導，這段無政府的期間，台灣社會作息一如日本統治時期一般，平靜安詳，無任何的暴民或是暴動發生，只是靜待國民黨的到來）一直到1949年從大陸撤退後，他們才真正願意接收台灣，國民黨政府才真正願意建設台灣，因為沒有辦法，中華民國在名義上只剩下台灣了（我加上名義上， 因為在當時寫這篇文章時還是國民黨執政時期）。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影響非常大，一下子，大批軍隊撤退到台灣後，不只是學校，連很多的民房都被軍隊佔領了。從撤退到往後的四、五年間，很多的學校因此沒辦法正常的上課。（所以國民黨擾民，阻礙國家建設也不是今天才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之後，整個台灣宣佈戒嚴，造成台灣往後戒嚴四十年的情形。我覺得中華民國政府做事，並不是是非黑白非常分明，有很多灰色的地帶，這些灰色的地帶後來就變成官僚與貪污的問題，我祖母說，在清國時期有句話說「衙門八字開，沒錢免得來」，剛光復時的情形也是這樣，我祖母他們覺得中國就是這樣。有人說送紅包是台灣的風俗文化，我覺得不是的，在日據時代，送紅包的習慣都完全的被根除掉，到光復後才又開始，所以說。送紅包應該是中國的風俗文化才對。

在我們唸書的時候，就是有白色恐怖的那段時間。我有一些同學被抓去關，還好沒被槍斃。其實這些同學也沒有真的做什麼事，只是參加一些讀書會之類的活動，就被關了兩、三年才出來，如果在名單上真的有名字的，不管有沒有做事，就一定會被槍斃。

以上，就是我那位長輩自傳中其中有關228事件的親身經歷。我這位長輩經歷過日治與國民黨統治初期到今天，其中也傳述了我曾祖母經歷清國與日治時期，說實在的只有這些親身經歷這段歷史的台灣人，才有資格談論228的始末，現在的我們只有將真相還原，根本就沒有資格說官逼民反這種要掩滅罪行的說法，更何況馬先生也不是在台灣出身的，也不能了解日治時代與國民黨時代到底兩個政權對台灣有什麼不同的影響。

這篇文章，我希望在六十週年的今天，能夠藉由長輩的回憶來完整還原整個228事件的一部份紀實。